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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温徐汇保密故事:“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”——关露

上海徐汇 2021-09-11



第二篇 “歌声里的中国”

关露:“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”


关露(1907-1982)

原名胡寿楣,又名胡楣。出生在山西右玉县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,后因反对包办婚姻与其妹同来上海。受进步人士刘道衡支助,得以进上海法科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深造。将近毕业时因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校方开除。1931年秋天,关露回到了上海。



投身革命加入“左联”


1931年冬,钟潜九、韩起、张天翼等关露好友从南京到上海找到党组织,参加工人运动,并加入“左联”进步文学运动。关露用手中的笔写下了《逃忘者的夜歌》及《悲剧之夜》等作品,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活动。1932年春关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一时间经张天翼等人介绍,关露加入“左联”。

关露入党后,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工人群众斗争,一面积极投入左翼文艺运动。1932年9月,她参加中国诗歌会成立大会;1933年6月底,参加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成立大会,作为发起人在宣言上签名;同年参加“苏联之友”社;1935年12月12日在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起的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上签名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,我国进入全民族抗战。关露先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协会。11月12日,中国军队撤出上海,上海成为“孤岛”,而关露遵照党组织指示留下坚持工作继续战斗。



关露是一位诗人,她的代表作诗集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,在社会上引起很好的反响,奠定了她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女诗人的地位。有文艺家评之为“在怒吼着斗争的中华民族解放伟大的火线上锻炼她的武器,战取伟大的收获”,“是一位有力的女诗人”。关露还涉猎进步戏剧和电影。1936年10月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成立,上演的第一部戏是夏衍的《赛金花》,关露在剧中演小妓女。1937年4月,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电影《十字街头》,关露为影片写出了歌词《春天里》,由作曲家贺绿汀谱曲、演员赵丹演唱,百代唱片公司出品。这首歌因通俗、清新和节奏明快而很快流传开来,“春天里来百花香,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”的歌声传遍街头巷尾,家喻户晓,经久不衰……



蹲点赵巷传播火种


关露不仅热爱创作,在动员宣传工人群众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。1932年起她经常一下班就来到沪西肇嘉浜地区的美亚织绸厂、沪西纺织厂及南市的纱厂、丝厂等,通过办夜校、读书班等接近工人姐妹,将那里的工人群众运动搞得风生水起。1933年,关露结识了在赵巷(今徐家汇辛耕路一带)生活的五洲皂药厂女工徐鸿。关露主动与徐鸿交朋友,听徐鸿讲自己讲述在工厂里她和工友如何受工头的欺诈和凌辱,并辅导徐鸿读书识字,推荐革命进步书籍,如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《在人间》等,引导徐鸿也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徐鸿曾问关露她为什么要和穷苦女工交朋友,关露真情满怀并坚定地说:“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!”关露这番出自肺腑的话极大地温暖了徐鸿的心,使徐鸿认定,她就是革命者,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!


后来,关露又与进步青年赵子云一起,在赵巷5号办起识字班,对象以五洲厂女工和赵巷周围熟悉的女性为主,自编教材,每周三次,两人轮流执教。关露和其他革命者一起在赵巷播下了革命火种,让这里一批青年踏上革命的征途,让赵巷充盈着红色血脉成为一方革命热土。



忍辱负重成为特工


 1939年秋,关露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,要求她打入汪伪特务机关,利用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帮助过李士群夫妇的关系,做汉奸李士群策反及搜集情报工作。回到上海后,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。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、看戏、出席各种公开场合。就在有意无意间,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。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,有意疏远了曾经的战友。她克服重重困难,将日寇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计划及早提供给新四军,成为出色的“红色间谍”。



1942年春,她又打入日本人主编的《女声》杂志社一面当编辑,一面搜集情报。1943年8月,《女声》要她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”,但出席人的姓名和照片都要公诸于报,这让关露很犹豫和纠结。因为她很清楚,她如去则必然身败名裂。这时潘汉年托人带给她一封重要信件,是当时在中共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给日共中央的信,要关露赴日时交给秋田教授。关露便再一次忍辱负重赴日,顺利地完成任务。她还冒着风险,将搜集到的情报写在日记本里,暗藏在编辑部办公室卫生间澡盆的下面,适时交给党组织。

但这次日本之行正如她所预料的,外界骂她是“汉奸”的声浪达到了顶峰。当关露回到上海后,她得到两个消息:其一,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;其二,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。一篇登在1943年《时事新报》上的文章写道,“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,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,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,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。”

从1939年11月香港领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,关露在敌营“卧底”将近六年。她一方面要违背自己心愿不露声色在敌营周旋,又要时时做好突发情况下的紧急应对,可谓处处险象环生,惊心动魄;另一方面,她还要忍受读者亲友乃至原“左联”同行的“误解”甚至投来鄙视的目光。但她恪守对党的承诺,决不辩护,把委屈的泪水默默深埋心底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政府要“肃奸”,关露首当其冲。党组织立即将她转移到苏北,但她不能公开露面,身份仍不能清洗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受到“潘汉年案件”等株连,先后两次被捕长达十年,1975年第二次出狱时已68岁。1982年3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《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》,为她彻底平反。同年12月,关露在北京逝世。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一张照片,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:“一场幽梦同谁近,千古情人我独痴。


赵巷(今徐家汇辛耕路一带)



关露在晚年常常回忆那三、四十年代的峥嵘岁月,特别是她用青春、热血和汗水浇灌过的徐家汇地区的那段日子。她多次写信给在上海的妹妹胡绣枫,倾诉她对肇嘉浜、赵巷的思念。关露的一生,无私地为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、名誉、爱情、前程乃至生命,不愧是党的好女儿!

资料来源:徐家汇街道红色赵巷主题馆藏文献展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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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:区保密局

编辑:叶芳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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